刘云山在中央党校座谈会上强调：在全党

兴起学习调研实干之风

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２８日在中央党校主持召开弘扬良好学风座谈会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８０周年庆祝大会暨２０１３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从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，充分认识加强学习、弘扬良好学风的重要性，在全党兴起学习之风、调研之风、实干之风，聚集推动事业发展的正能量。

参加座谈的有来自中央党校省部班、高级研修班、中青一班的学员代表和教师代表，大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学习的重要指示，结合落实中组部《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》，就如何进一步弘扬良好学风，讲认识、谈体会、提建议。刘云山在认真听取学员和教师代表发言后说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作风建设、学风建设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开局就是从抓作风入手的。近段时间来，全党对改进作风、端正学风形成了共识，在许多方面呈现了新的气象。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，一些党员干部学风不正的现象依然存在，最大的学风不正就是不重视学习、不注意学习，学风不正最普遍的现象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、学习与运用“两张皮”，学习中的实用主义、功利主义也是学风不正的表现，克服不良学风已成为必须着力解决的紧迫问题。

刘云山指出，弘扬良好学风首先是大兴学习之风，学习者智、学习者胜，学习才能生存、学习才能发展，选择了学习就选择了进步，要在全党掀起学习的热潮，使学习成为各级党组织的鲜明特征，成为选人用人的重要导向，成为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自觉追求。要树立问题意识，找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，以辩证的态度对待问题，以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，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解决问题。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，把调查研究作为培育和弘扬良好学风的重要途径，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在深入实践中学习，在总结经验中提高。要坚持正学风与转作风、改文风一起抓，大兴苦干实干之风，大力倡导清新朴实的文风，讲管用的短话，讲来自基层的实话，讲富有活力的新话。

刘云山说，党校要把学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，坚持从严治校，严肃校风校纪，在弘扬优良学风方面作出表率、走在全党前列。凡是到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都是学员，所有学员都没有等级、没有特权，不能让人代学、陪读，更不能拉关系、搞小圈子，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把精力放在学习上，真正做到学有所得、学有所获、学有所成。

“转作风”本质是规范权力

——转作风、正学风、改文风之一

从转作风出发，无论是进一步公开政务，还是进一步完善监督，都需要有“自我革命”的勇气、“自我限权”的决心，惟其如此，中国的民主政治方能不断走向更高境界。

中央力倡转作风，党风政风为之一新。从长江刀鱼、龙井新茶降价，到一些高档餐厅搞起团购，涟漪之广，足见投石之沉，有群众感叹：转作风，是动了真格了。

不过，即便动了真格、见了实效，还是有问题时而曝光：面对群众责问称“国务院太遥远”，矿泉水瓶装茅台、红塔山盒藏“熊猫”，机关食堂吃燕鲍翅……不一而足。新华社记者将对八项规定的应付心态，总结成九字经：观望风，变相吃，慢三拍。

这样的情况，说明对转作风，一些人看轻了、看浅了、看走眼了。或是认为只是些鸡毛蒜皮，因而转小了；或是认为只是要吹一阵风，因而转慢了；或是认为只是做表面文章，因而转歪了。这些人正该想想：转作风，为什么中央如此重视、社会如此关注？

投注在作风上的目光，与其说是要看住个人，不如说是要看住个人手中的权力。所谓作风问题，莫不是权力突破应有边界、背离应有准则的失控、失范问题。比如大吃大喝，花的既是公帑，还可能在推杯换盏中搞寻租；再比如文山会海，占用资源不说，更降低了行政效率。所以，转作风不仅是简单的转思想、转行为，而是更大范围、更深层次上权力运行的规范问题。好的作风，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权力的合理认知、正确使用之上。

近年来，中国社会的一大焦虑，源自对权力随意行事、任意作为的反感。现实里广受关注的官员丑闻，社会上不断弥散的仇官情绪，民间流传甚广的揶揄段子，其根源固然有各种原因，但权力的不自觉不自律不自爱，是重要因素。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“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”的无形之墙。砌成这堵墙的不良风气，本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对峙。

转作风，正是看到了症结，找到了切口，不仅要进一步改造权力观，更可成为规范权力运行的着力点。从提出改进作风的政治要求，到完善规范权力的体制机制，大张旗鼓的理念教育，逐渐变成踏石留印的制度安排：看住预算管好源头，财务公开实时监控，做好审计发现问题……从这个过程，能够清晰地看出转作风这把利刃，指向的是“限制权力”这一肯綮，由此向社会释放强烈信号：要用制度给权力套上笼头。

八项规定将“改进工作作风”和“密切联系群众”并提，正体现以转作风打破无形之墙的期许。过去，宗旨意识往往诉诸“感性的政治”。为群众扶危解难、与群众打成一片，因而被拥护、被爱戴，鱼水之喻、亲人之情，可为代表。而今天，13亿人可能就有13亿种利益，在赓续传统之时，宗旨意识也应体现“理性的政治”。公众看到权力被关进铁笼子、放进玻璃房，才会对执政者产生信任与尊重。这样打下的执政基础，不是仅仅依赖个人素质，而是源于制度化、规范化的权力运行，无疑更为牢固。

作风体现着现代权力伦理问题，作风建设也可以成为权力运行现代化的途径。这也意味着，转作风本质是一个民主问题。民主的精髓，是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，既要看到“权为民所赋”，也要做到“权为民所用”。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之初如此狠抓作风，深意正存于此。这契合了世界民主潮流的趋势，顺应了人民民主意识的提升，更是一个从群众中来、到群众中去的执政党必然的选择。

从权力的角度看，作风、学风、文风三者，正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，相互依存、相互联系，都关联着党风。正因此，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才把“三风”作为一个整体来强调，严正告诫全党进一步转变作风、端正学风、改进文风。从转作风出发，无论是进一步公开政务，还是进一步完善监督，都需要有“自我革命”的勇气、“自我限权”的决心，惟其如此，中国的民主政治方能不断走向更高境界。

人民观点：“正学风”是一项政治责任

——转作风、正学风、改文风之二

领导干部学习与否、学风如何，不仅是个人兴趣爱好的问题，更是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、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

3个月内4次集体学习，聚焦改革开放、和平发展、依法治国等现实课题，授课者在专家学者外新增了“部级官员”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用行动，表达了一个政党对待学习的“主体自觉”，也传递出一种“重质量、不重形式”的务实学风。

知然后行，行起于知。学习是前进的基础，而学不学、信不信、用不用，以及怎样学、怎样信、怎样用的学风问题，决定着学习的针对性、实效性。正因如此，毛泽东同志曾把学风问题视为思想方法问题、工作态度问题，乃至“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”。

不难理解，如果一个领导干部书柜中的藏书蔚为壮观，却只是为了摆架子、装样子，很难说他有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；如果一个领导干部热衷于钻研厚黑学、关系学，很难想象他会有公道正派的政治品格；如果一个领导干部总是遇事凭经验、做事凭感觉，从不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，很难指望他能有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。

管理学大师杰克·韦尔奇这样说过：“在你成为领导之前，成功只同自己的成长有关。当你成为领导以后，成功都同别人的成长有关”。对普通人来说，学风如何，是个人进步问题；对领导干部而言，学风如何，却是公共责任问题；对一个执政党来讲，学风如何，则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。正因如此，中央领导强调，要从看世界看中国、看现在看未来的广阔视野，从完成党的历史任务、实现党的根本宗旨的战略高度，充分认识加强学习、弘扬良好学风的重要性紧迫性，在全党兴起学习之风、调研之风、实干之风，聚集推动事业发展的正能量。

“学者非必为仕，而仕者必为学。”今天，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学习、重视学风，一个重要原因是“能力不足”的忧患。身处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时代，置身“未知远远大于已知”的网络环境，面对尾大不掉、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和发展难题，“老办法不管用、新办法不会用”的焦虑，甚至捉襟见肘、动辄得咎的恐慌背后，是因为不注重学习导致的知识老化、思想僵化和能力退化。从这个角度，学以修身、学以资政、学以经世，领导干部学习与否、学风如何，不仅是个人兴趣爱好的问题，更是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、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。

分析当前存在的一些学风问题，最大的学风不正，是不重视学习、不注意学习，有些党员干部热衷于迎来送往、忙于事务应酬，学风不浓、玩风太盛。学风不正最普遍的现象是“空对空”、“两张皮”，学的一套、说的一套、干的又是另一套。概而言之，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不愿学、不善学、不真学，主观原因在于其权力观、事业观、政绩观出了问题，客观原因则是用人机制、用人导向乃至政治生态上发生了偏差。

试想，如果那些带着“问题意识”，经常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人，往往因为“报忧多于报喜”，即使工作取得出色成绩，也引不起上级重视，而那些跟得紧、跑得勤、常在领导身边晃悠、常和领导推杯换盏的人，由于深得领导信任而被重用；如果那些经常沉下去、接地气，认真搞调查研究的人，往往因为在上级视野之外得不到提拔，而那些浮在上面，“学学词、练练嘴、表表态”的人，却因为表面文章做得好步步高升，学习的价值如何充分体现？良好的学风又怎能得到弘扬？从这个角度，只有让“学习”成为干部进步的可靠阶梯，让善于理论联系实际、深入调查研究的干部得到重用，才能真正形成浓郁旺盛的求知之风、刻苦钻研的探求之风、博学慎思的思考之风。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这“气”，是气质，更是底气。少些应酬、多些阅读，少些空谈、多些调研，少些烟酒味、多些书卷气，“把学习当作一种政治责任、一种精神追求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”，这不仅关乎领导干部的个人素养，也关系“中国梦”的成色质量。

人民观点：“改文风”要害在于修政德

——转作风、正学风、改文风之三

如果思想没有变化，仅仅是在修辞表达上做文章，就难保去掉了文件气的官话套话，又来了乡土味的“新八股”

随着改作风的强劲荡涤，文风话风也有了新气象：不念稿，说实话，捞干货，谈问题，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等成为流行语，领导人外事报道甚至比微博还短。然而，新风劲吹之下，不少文风上的积弊更显触目。

“领导不在”的托词、敷衍塞责的“红豆煮水”论、出事之后的“高度重视”说、常年挂着的“万能回复”帖……凡此种种，人们并不陌生，进行治理的文件规定也数不胜数。于是有人不免慨叹：撼山易，撼官话套话难。这既说明文风问题这块硬骨头不好啃，更要求改文风必须找准症结、抓住要害，方能有成效、见长效。

俗话说“文如其人”，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曾以“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”劝谏唐穆宗，点明了文风与政德的相互关系。文风是一面镜子，映照了能力与水平，折射出责任与品质。文风不正，“长、空、假”泛滥，还不只是表达僵化、学识简陋，根子还在党性不纯、政德不修。

比如，明哲保身，怯于任事，就会揣着明白装糊涂，面对矛盾绕着走，讲些不痛不痒的“罗圈话”；公私不分，功利熏心，就会绞尽脑汁讨好上级，挖空心思吹嘘政绩，大写马屁文章、大放“空炮”；丧失底线，口是心非，就会当面说一套、背后做一套，成为口言善、身行恶的“两面人”；脱离群众，漠视民生，就会居高临下打官腔，讲一堆漂亮的空话、无用的废话。

铁肩担道义，才能妙手著文章。当年，毛泽东历数党八股的“八大罪状”，其中一条就是“不负责任”。今天，一些人还是官话套话不离口、官样文章写不够，说到底，就是对问题不敢触碰、对事业不敢担当、对人民不尽职责。文风背后是思想，字里行间见精神，文风问题往深里说，考验的是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反映的是权力观、事业观、政绩观。

不良文风，正是滋生于当官做老爷、以权谋私、个人至上等思想土壤，蔓延于因循守旧、弄虚作假、追名逐利等观念误区。文风的变味，其实也在警示权力的变质。如果任其发展，就会成为隔离干群的围墙、捆住干部的套索、掣肘改革的阻碍，从而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，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失去感召力、亲和力。中央之所以将改文风与转作风、正学风“三风”并提，其实正是从执政为民、实干兴邦的政治高度，努力塑造有公心、得人心的中国梦领航者。

古人云，志高则言洁，志远则旨永。改文风，只有从源头治理，在涵养政德上下功夫，才能见真章。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，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，没有私心杂念，才能做到言行一致、表里如一，讲出的话、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、愿意看。如果思想没有变化，仅仅是在修辞表达上做文章，就难保去掉了文件气的官话套话，又来了乡土味的“新八股”。

曾有调查显示，近半数的参与者选择“看领导脸色和周围环境决定是否讲真话”，一些“老机关”也坦陈“真话危险，虚话保险”，还有群众讥讽某些干部“编了很多谎，却得了头等奖”。这些问题，凸显了文风问题的复杂性。改文风不是改文字，也不只是各级干部的“个人作业”。身处“一言堂”、置身“名利场”，只能是假话连篇、套话扎堆。越是深入改，就越要净化政治生态，重塑权力伦理，让为民、务实、清廉成为普遍的价值追求。“结言端直，则文骨成焉；意气骏爽，则文风清焉”，常修为政之德，管用的短话、基层的实话、富有活力的新话，就有了源头活水，清新朴实的文风就有了激荡人心的力量。

“求人之风”为何愈演愈烈？

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社会现象：孩子上学，没被正常录取，走预留名额的路子需要求人；调动工作，必要的手续之外，打通一些关节需要求人。国人的生活中，存在很多求人的事，求人的主体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布衣百姓，求人的对象则包括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。

在求人的怪现状里，原本靠制度、靠法律应办的事变得几乎事事求人，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，从而形成了潜规则，衍生出权钱交易，也在客观上助长了特权思想、特权现象。如果对求人之风听之任之，人情世故自然成为比学识、能力更重要的“制胜因素”，不仅增加了社会生活的成本，而且把人的才华吸引到关系和钻营上，扼杀了社会的创新活力。

分析大多数“求人”案例不难发现，往往求人者有需求，而被求者则具有钻法律空子的寻租能力，你求我应、一拍即合。求人者为什么会有需求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优质资源稀缺，供不应求、僧多粥少。就拿孩子上学来说，正是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稀缺、分布不平衡，才滋生出择校的强烈需求。而被求者的寻租能力，则来自于两个方面，一方面，改革不到位，原本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，但很多地方行政权力多有干预，于是靠市场调节、靠制度规范不如靠关系变通、靠求人摆平。另一方面，权力监督远远不够，一些人把手中的权力当成寻租工具，谋求法律之外的特权，为走后门洞开方便之门。

人情世故本是一种正常的交际与生活方式，但是当绿色交往日益稀缺、利益交换日趋流行，人情就会成为“债”，就可能异化为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，也会对那些人脉资源并不丰富的人形成“相对剥夺”，破坏社会公平正义。治理求人之风，是一个巨大、复杂的课题，实际上就是实现从“靠关系”到“靠法律”、从“人情社会”到“法治社会”的转变。

反对特权，遏制求人之风，关键在于加大对民生的投入，不断提高民生急需的优质资源供给，尤其应该建立优质资源分配、使用和管理的公开透明机制，尽量使“求者不需”，努力让“被求者不愿”。更重要的是加大改革力度，重塑政府、市场、社会的关系，减少政府对优质资源配置不必要的行政干预，让利于民、放权于民、放权于社会。同时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遏制各个领域的特权现象，形成不敢寻租的惩戒机制、不能寻租的防范机制、不易寻租的保障机制，让被求者尽管“心向往之”，却力有不逮。

英国历史学家梅因曾这样概括人类历史的发展走势，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，都是一个“从身份到契约”的运动。这一运动，即是从“靠关系”到“靠法律”的转变。只要我们坚决反对特权思想、特权现象，政府依法行政，公众依法办事，必能从根本上遏制“求人”现象，为国人精神减负，为社会运转减少阻力、增加活力。